上海路小学旧事
在我的记忆里,上海路小学是一所最具有高贵典雅气质的学校,这不仅在于它独特的建筑和人文素质。
上海路小学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它的早期是中华基督教长老刘寿山先生于1920年创办的教会学校,后改为胶澳商埠中华基督教私立尚德小学。历经抗日战争和民国时期的沧桑岁月,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改校名为“青岛上海路小学”。世事变迁,血脉相承,这所百年小学,也是城市发展和文明进化的缩影。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小学生涯,那些刻在心底的往事,像明澈的溪水,泊泊流淌在生命的旅程里。
我们的班主任周老师,四十多岁,慈眉善目,温和优雅。在我们这些6、7岁孩子的眼里,她不只是庄重严肃的老师,更像是和蔼可亲的母亲。一年级下学期,学校组织到中山公园春游,游玩了一会,我就感到脸发热,头发昏,我蹲在地上,浑身绵软无力。周老师摸了摸我的额头,滚烫,是发烧了。她赶忙叫了两个高个的同学,从兜里掏出几毛钱,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把我送回家。下午春游结束,周老师又赶到我家,问候吃药了没有,退烧了没有。她对学生就像慈母一样,课上的知识讲授循循善诱,课下的生活关怀无微不至。三年级下学期,我家从济阳路搬到很远的大港,我只能转学去了泰一小,看到我依依不舍,很不情愿离开的神情,周老师说:没事,到哪我都是你的老师,有事情就来找我。
在泰一小,我们班里的孩子大都是铁路工人子弟,从小在铁道边长大,跳火车、爬货场,很野,我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去,刚去的时候,老受欺负。我特别想念周老师和上海路小学的同学,周末,我坐了好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转悠到了周老师家。
周老师家在阳信路靠城阳路下坡处,是中间有一栋德式建筑楼的小院,春节同学们给老师拜年的时候来过。见到周老师我忍不住哭了,周老师像哄小孩一样教导我要适应新环境,要学会坚强。在周老师家我还见到一个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人后来竟给我心中美丽的图画抹上了一块灰暗的阴影。他是一个中年男人,脸庞瘦削,带着一副宽边眼镜,我跟周老师说话的时候,他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我,冲我点了一下头,就离开了。周老师说:这是我爱人,徐老师。
不久,我在泰一小上学工课。学工课就是在学校小工厂糊纸盒子,那时候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教育与工农兵相结合,很多学校都有一个校办小工厂。一进小工厂,我惊呆了,我看见一个脸庞瘦削,带着宽边眼镜的人,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作服,低眉顺眼,不苟言笑,拿着一个大扫把,在默默地扫着地上的碎纸屑。当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抬眼看了一下我,又慌忙把目光移开了,但是我认出了他,周老师的爱人。小工厂师傅说,老徐是个老右派、坏分子,一直在小工厂劳动改造,要跟他划清界限。
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从高处落下,砸在我的心里,让我稚嫩的心灵震颤无比,单纯的头脑一片混沌。我无法把敬爱的周老师和这个老右派、坏分子联系在一起,更不能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逻辑,恍惚中只能痛楚地把这件事埋在心底,直接的结果是,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周老师家。
上海路小学有一个小礼堂,在上海路与德平路路口的转弯处,外墙是由花岗岩石块砌成的,略带欧陆风情。从校内到小礼堂要从石板的台阶下去,礼堂里呈半圆形排列着几排木质的长椅,长椅是黑色的,椅背上还有一块搁板,可以放置书本,跟教堂里的长椅一样。礼堂前方是一个半圆形舞台,最忘不了的,是舞台上有一个大大的黑色钢琴。那个年代,钢琴很鲜有,只是在纪录影片钢琴伴唱《红灯记》里见过,我们学校里竟有钢琴,这件事让我们既惊讶,又洋洋得意。
音乐课上,音乐老师会弹着钢琴教我们唱歌。音乐老师是我们班一个漂亮的高个女生葛森的妈妈,美丽端庄,气质不凡。她还教我们学唱八块样板戏,组织红小兵到街头宣传演出。初生牛犊不怕虎,夏天傍晚,我们班同学一起到市立医院附近的三岔路口演节目,记得是我和葛森二人清唱了京剧《沙家浜》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演郭建光,脖子上搭了一条白毛巾,她演沙奶奶,腰上围了一个蓝围裙。班上的刘蓓、刘丽是一对双,表演了舞蹈《我爱北京天安门》,她俩长得模样一样,穿的衣服一样,跳的动作一样,很是讨人喜欢。孩子们的稚嫩演出,吸引了路人驻足围观,里三层外三层,兴趣盎然,火红的年代哟!
一天,音乐老师让我课后到她办公室去一趟。我隐约听说少年宫红小兵合唱团要来我们学校选人,是这个吗?走在路上,我的心砰砰直跳。音乐老师的办公室在操场上面的一栋小洋楼里,我进了办公室,音乐老师坐在那里,旁边椅子上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女老师。音乐老师问了我都会唱些什么歌,然后让我随便唱一首。我一激动,脖子一伸,直着嗓子使出浑身的劲吼唱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声音极大还有些嘶哑,我看见音乐老师的身体猛地抖了一下,一句还没唱完,她就挥了挥手,温柔地说:好了,你回去吧。
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从小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在小礼堂举行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也许是要让孩子们切身体验旧社会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学校要求每人让家长做几个野菜团子带在会上吃。家长们各显神通,有的用菜叶子包成面团,有的还打了鸡蛋掺在一起。母亲专门去第三公园挖了荠菜,用豆面和成面团,知道我爱吃甜食,还悄悄加了糖精。
教导主任先讲了雷锋上山砍柴被地主婆砍了三刀和周扒皮半夜鸡叫的故事,听的我们无比悲愤,泪水涟涟,接着就开始吃忆苦饭。我们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品尝这种新鲜的食物了,小伙伴们兴奋地拿出各自家做的野菜团,相互分享,有甜的,有咸的,甚至还有奶油蛋糕味的,忆苦饭竟然变成了美食大餐。我们边吃边寻思,这个野菜团比平时家里吃的苞米面饼子好吃多了,旧社会劳动人民都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吗?但是谁都不敢吭声,努力让脸上的表情做出痛苦状。
我和毛文光同学在一个学习小组,放学后经常到他家写作业。他的父母都是市立医院的医生,住在路口处的济阳路6号,院里是一栋三层的日式小楼,他家住在二楼。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白色油漆的门窗,白色雕花的木质床,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纱窗帘,干净整洁,一尘不染。赭石色的地板和墙上挂的几幅风景油画,勾勒出宁静而温馨的艺术氛围,跟我们15号大杂院人家坚硬的水泥地,零乱摆放的家具物品迥然不同。“圣洁”——我想起了课本上刚学的词。在这圣洁的氛围中,内心不由地安静清爽起来,调皮捣蛋的本性自然而然地收敛了,举止变得文明而端庄。原来家不只是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还应该是洗涤心灵的恬静舒适的诗意栖居。
与上海路小学仅一墙之隔的,是青岛九中,过去的礼贤中学,1900年创办的。那时九中排演的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大刀舞,游行集会的时候经常出现在街头。一百多个女生排成三排,身穿灰色的红军服,头戴八角帽,手拿木头制作的涂着银粉的大刀,伴着“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的歌声音乐,翩翩起舞,气势磅礴,煞是热闹。我姐姐就在其中,在礼贤楼前的操场上排练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就会跑去看,院里是进不去的,在靠近城阳路那边有一面二米多高的花岗岩石墙,我们就蹬着石头沿爬到墙头上。
有一次,我正看得兴致勃勃,刚在第三排找到姐姐的影子,不知谁喊了声:校长来了!我们慌忙往下跳,我的脚一滑,就摔在地上了,母亲刚给我做的新裤子在水泥地上擦破个洞,膝盖处也破了皮,渗出了鲜血。那是物质贫瘠的年代,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平常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这条新裤子刚穿没几天就弄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扛着痛,不敢说。晚上,母亲还是发现了,她给我腿上擦了点紫药水,又看了看那条裤子,眼角流出了泪水,不知道是心疼我,还是心疼那条裤子。
哦,上海路小学,童年的美好时光,梦想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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